《浅论社会发展中消费主义与优绩主义的关系》千吟鹤

 

1 引言

 

众所周知，消费主义是指追求不断消费、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资源，以获取满足感的行为倾向。而优绩主义是指相信个人努力和成就决定个人价值和地位的一种信念。两者看似分属物质与精神两个不同领域，实则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紧密的共谋关系，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的阶层固化体系。本文将以纽约大学社会学家阿斯利·米尔斯博士《VIP世界》与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精英的傲慢》两本著作为理论基点，结合当代社会现实，论证一个核心观点：“社会阶层的固化既是消费主义对人由下而上的物质剥削，又是优绩主义对人由上而下的精神约束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双重作用机制如同一把巨大的铁钳，从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夹击个体，使既有的社会分层结构日益稳固且难以撼动。

 

 2.消费主义：自下而上的物质剥削

 

《VIP世界》所揭示的俱乐部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消费主义如何作为一种物质剥削工具而运作。米尔斯的分析表明，高端俱乐部并非简单的娱乐场所，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夸富宴”舞台。在这里，财富通过炫耀性消费被转化为可见的社会地位符号：天价香槟被无度挥霍以展示经济实力，中央卡座的空间安排无声地宣告着尊卑次序，而最为关键的是，拥有特定身高与容貌的女性被物化为“活体奢侈品”，成为衡量客人地位与财富的尺度。

 

这种消费主义逻辑构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物质剥削体系”。首先，它在经济层面实现了财富的向上转移。底层和中产阶层为了模仿精英阶层的消费符号（如奢侈品、高端体验），往往透支其有限的经济资源，而这些资源最终流向了顶层的资本所有者。其次，它创造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追逐游戏”：精英阶层通过不断刷新消费门槛（如限量款、会员制、私人定制）来维持其区分度，而下层群体则陷入“体面生活”的消费竞赛中，疲于奔命却难以真正跨越阶层界限。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指出的，消费品味和生活方式成为了阶级区隔的新标志，取代了传统的血缘或出身标准。

 

更深刻的是，这种剥削被巧妙地伪装成一种**自由选择和“身份表达”。消费主义许诺通过购物和拥有，个人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可。然而，这种“自由”实际上是在预设的符号体系内进行选择，最终巩固了现有的权力结构。底层群体在追求消费赋予的“虚假认同”时，实际上在不断巩固着精英阶层的主导地位，这是一种精妙而隐蔽的物质剥削形式。

 

3 优绩主义：自上而下的精神约束

 

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从物质层面自下而上地施加影响，那么优绩主义则主要从精神层面自上而下地完成约束。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深刻批判了优绩主义的暴政。优绩主义宣称社会是开放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个人凭借才能和努力就能获得成功，并取得相应社会地位。这种信念将成功归因于个人美德，而将失败归咎于个人无能。

 

优绩主义为阶层固化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合法化工具”。它成功地将社会结构性不平等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精英阶层凭借其优势地位获取更多资源（如优质教育、社会网络），进而获得更大成功，然后他们利用优绩主义话语将这种成功归因于自身努力和才华，从而产生一种“应得者”的傲慢。这种傲慢使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同理心，也缺乏对运气和偶然性因素的感恩。

 

相反，对于未能跻身精英阶层的人，优绩主义则施加了“残酷的精神惩罚”。它不仅让他们承受物质匮乏，更让他们背负““失败者”的道德耻辱：他们的困境被解读为努力不够、能力不足、价值低下。这种精神约束有效地抑制了阶层质疑和反抗：当一个人相信社会系统是公平的，自己的失败是自己的责任时，他就不会去质疑系统本身的不公正，而是转向自我否定和自我攻击。这种向内归咎有效地维持了现状，避免了阶级冲突的向外爆发。

 

优绩主义还通过教育系统完成其“精英循环与再生产”。它将教育异化为一场分类竞赛，文凭成为精英资格的通行证。富裕家庭通过巨额教育投资确保子女获得精英资格，而底层家庭则在这场“公平竞争”中由于资源匮乏而落败。最终，优绩主义教育系统巧妙地“将经济资本优势转化为学术资本优势”，再将其合法化为道德优越性，完成了阶层的代际传递和精神合法化。

 

4 合流与固化：系统的形成与维系

 

消费主义与优绩主义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在现代社会中共谋合流，共同构筑了一张维系阶层固化的天罗地网。它们相互强化，形成了一套“自洽的逻辑闭环”，从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将个体牢牢锁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

 

一方面，“优绩主义为消费主义提供的剥削进行了精神辩护”。优绩主义告诉人们：精英之所以能够进行炫耀性消费，是因为他们通过努力应得这些回报；底层之所以无法参与高端消费，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或能力不足。这就使得消费主义的物质剥削显得理所当然，甚至令人向往——消费能力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直观标尺。人们追求更高消费不仅是为了物质享受，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秀”与“成功”，逃脱“失败者”的道德耻辱。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为优绩主义提供了可见的奖励符号”。优绩主义许诺“努力就会成功”，而消费主义则定义了什么是“成功”的可见形态：豪宅、名车、奢侈品、高端俱乐部会员资格等。这些物质符号成为了个人成就的证明，激励人们认同并投入优绩主义的竞争游戏。即使竞争失败，消费主义也提供了“廉价版”的梦想（如轻奢品、仿款）供人追逐，让人们在这种符号消费中获得暂时的价值慰藉，从而维持系统的稳定。

 

更为精妙的是，这两个系统共同“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它们联手将复杂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转化为个人层面的消费竞争与努力竞争，将可能指向制度批判的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体间的横向比较与自我攻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资本结盟的力量得以隐身，而个体则陷入了无休止的内心焦虑和横向竞争中：要么通过努力工作提升自我价值（优绩主义承诺），要么通过消费展示自我价值（消费主义承诺），却唯独缺乏对系统本身进行批判和变革的集体意识和行动能力。

 

 5 总结：人类制度蚂蚁螺旋论的变体

 

我之前研究论述过的人类制度蚂蚁螺旋论(以下简称：螺旋论)认为社会规则的确立就像蚂蚁螺旋的形成逻辑一样明晰。在原始人类对外界探索时，一开始是几个盲目的古代养尊处优者像行军蚁一样开始探讨涉足一个原本陌生的领域，（例如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发现此处有巨大利益可图、并且制度竟然可以在他们手中成形！（对应前方的行军蚁探测到食物先开始咀嚼行为）。在参与规则初步拟定后，便向外界公布，如同信息素随风广泛传播，接受没有思考能力的蚂蚁绕着他们前行。因为这在他们的认知里，随大流就是安全的，会得到好处的。进而圈子越来越大，覆盖整个社会，成为民众间的共识。所以制度的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已经完全无法改变，时代过于久远，各个时代的民众都已经被驯化成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无法脱离体系的跟随行军蚁的无意识的蚂蚁。但后来，有人却根据漏斗现象构建了相反理论“倒逼筛选理论”，认为是民意促使上层官僚选择出合适的适应他们生活方式的，借以反驳此观点。

 

在我后续研究中发现事实上社会规则的推行中两者机制皆可产生作用，并非单独对立。在本项研究中进一步类比，认为本文核心观点其实是一种“螺旋论”的变体，由下而上的消费主义物质剥削和由上而下的优绩主义精神约束，两者如漏斗中不散的蚂蚁信息素共同影响着当今现代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套双向机制早已无比牢不可破，要想突破超越是很困难的，但也绝非无可能。在文末我真诚期盼有一位“成功走出漏斗的蚂蚁”能告诉还在漏斗中打转的我们“看，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完)